清朝初期最大的成功要数武功从顺治到乾隆中期之间清朝便平定了所

清朝初期最大的成功要数武功。从顺治到乾隆中期之间，清朝便平定了所有汉族地区，收复了台湾，将蒙古高原、新疆、青海、西藏以及西南边疆的辽阔地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在年，通过和彼得一世（～）统治下扩张中的俄国的战争，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后经过雍正、乾隆两代，西南、西北和蒙古地区的局势完全安定下来了，一个疆域广阔的多民族帝国重新稳定地屹立在东亚大陆上。

清初在政治上也有一些特点。这个刚刚同部落联盟告别的新的统治者还带着明显的简朴的风格。据康熙二十九年的数字，皇宫内的用银还不及明朝晚期的／。这相对于明末已经腐败衰朽的官僚机器是一个进步。清朝承袭明朝的体制，再加损益，建立了一套集权式的中央机构，继承了科举制，把大量的汉族知识分子扩充到各级官吏中去，曾许满汉通婚，赦免了明末加派的赋税。康熙皇帝（～）曾先后次南巡，祭孔庙，谒明太祖陵，召见士人，并免除了所到之处百姓的当年税粮。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活动，清廷获得了汉族地主和知识分子的支持，稳定了对各族人民的统治。

清廷在经济政策方面继承了历代统治者重视农业的基本国策。对于满族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向全面农耕定居生活的一次转折。清朝初期与历代不同的一个经济政策对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康熙年间取消了对新增加人口的赋税，按照地亩征收赋税，这样便松开了以经济手段抑制人口增长的绳索，使人口的数量向土地能够养活的最大值逼近。到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帝（～）时代，中国的人口首次超过了亿。在中国历史上，自从春秋战国时铁器得到应用之后，人口开始增加，到汉时最高的记录达到万左右。从汉代到宋代，中国的人口数字大致上在万（最低点甚至少于万）至万之间振荡。宋代（包括宋、辽金、西夏等）人口的最大值曾达到万左右，但宋代以来的人口数字基本上在万至万左右振荡。一直到明代万历六年（）的统计数字也才是万。人口的减少主要是由战乱和灾荒造成的；人口的增加主要在盛世和平安时期，而且与农业的技术进步关系密切，比如，自明朝时期就传入中国的美洲高产作物玉米、甘薯、花生和马铃薯等也是人口增加的因素。当然也与朝廷的政策有关。清廷的政策使宋代以来的人口振荡线被彻底突破了。中国的人口数量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程度。对于人口来说，基数越大，增加的数量就越为可观。按照传统社会的标准，人口的数量是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清朝和历代中国皇朝相比，在这方面也是空前的。实际上，乾隆盛世人口的猛增使中国社会走到了衰落的出发点。

和任何前朝一样，清朝以农为本，由官府严格地控制了兵器和火器制造以及一些有大利的手工业和商业，并且采取了比明代更为保守的海外经济政策。从更广阔的世界的角度来看，由于欧洲在清朝时期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方面飞速的进步，清王朝在传统旧路上的循行使中国远远落在了世界文明进步潮头的后面。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相对落后

科学技术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王朝可以利用它。清朝的统治者在开国后仍然在注意搜罗一些传教士和中国士人中的科学家为国家和王朝服务，而且，自发的民间研究也没有遭到禁止。所以，尽管和欧洲相比，清朝的科学技术已完全丧失了优势，但并没有停止，而是继续发展着。清朝以文字狱来镇压那些怀念明朝的知识分子，但却没有禁止过对科学和技术的研究。然而在康熙之后的清朝统治者的政策间接地损害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后面还要进一步讨论这一点）。

清初有名的民间天文学家王锡阐（～），号晓庵，江苏吴江人，深入地研究了中国传统的历书和当时已由徐光启等人和传教士们介绍给中国人的西方天文学，著《晓庵新法》卷和《五星行度解》。王锡阐集中西之长，提出了精确的计算日月食的方法，并发明了计算水星、金星凌日的方法。另一位大科学家是安徽人梅文鼎（～），他从未涉足仕途，而以毕生精力从事天文和数学，著述共有多种！他研究、评论了前人的成就，也介绍和讨论了他那个时代人们的成就，并自己制造天文仪器从事观测，在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方面都有许多创新。梅文鼎还从事天文和数学方面的教学。当然，他没有对西方的学术做全面透彻的了解和研究，认为大地球形说包含在浑天说里，亚里士多德的九重天在屈原的《楚辞》中就已提到了。大学士李光地（～）把梅的著作推荐给康熙皇帝，康熙读后甚为惊异，在年南巡时召他到船上共同进餐。他的孙子梅成被皇帝带到了宫廷，后来成了《数理精蕴》的主编之一。

清朝时期，欧洲数学已进入了微积分（变量数学）时代。这些知识部分地由传教士传入了中国。年来中国的法国人杜德美（～）带来了三个没有证明的无穷级数展开式，其中一个是牛顿给出的，一个是格列高利（～）给出的。乾隆时期的著名数学家明安图（?～）用多年的时间研究并证明了这三个公式，并发明了另外个公式。明安图是蒙族人，当过钦天监监正，参加过地理测量工作。他著《割圆密率捷法》未成而逝，由他的儿子明新和学生陈际新续写成出版了。后来，董佑成（～）、项名达（～）、戴煦（～）等都对级数和解析几何做了研究，独立地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同当时的欧洲数学成果相比，水平是低的，但却反映了中国传统数学在继续进步。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当时独立研究，而没有和已经走在前面的欧洲数学界建立起联系，只是到戴煦去世前后才出现了新局面。

在医药学方面清代仍然有所前进。医生叶桂（～，苏州人）、吴瑭（～，江苏淮阴人）、王士雄（～，浙江海宁人）等都研究了温病学说。经过他们的研究和著述宣传，中医对传染病的论治就有了伤寒和温病两个大的学派。明清以前的中医只掌握了对伤寒类传染病的诊断和治疗，显然放过了一大类传染病，因而，温病学说的建立是一个大发展。另外，明代已经出现的防治天花病的人痘接种法经过清代医生的推广和应用，得到了改进，并且在康熙二十七年（年）由专门来中国学习的俄国医生传入土耳其和欧洲。年，英国人琴纳（～）发明了牛痘接种法，这种更加安全的方法于年由葡萄牙人传入中国，逐渐代替了人痘接种法。还有一些学者在传统医药学方面做出了新的贡献。杭州人赵学敏（～）对李时珍的巨著《本草纲目》做了修补，他在年以后编写了许多药物学著作，其中《本草纲目拾遗》收录了李时珍没有收入的种药物。他的另外一些书则保存了许多民间验方。河北人王清任（～）则是第一个认真研究解剖学的中国医生，他写了《医林改错》一书。王认为，“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医林改错·上卷》）他通过观察那些被野狗撕开的被遗弃的幼儿尸体和解剖，了解了人体的许多生理结构，强调把治病和了解人体的生理结构联系起来。这对中医的发展提出了新问题，实际上预示着中医向西医方向的一个进展。中国古代的先圣们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这同中医忽视解剖学有关。在中国少数民族中，藏医由于藏族有过“天葬”的习惯，对人体结构了解得比较清楚，外科也相当发达。曾经做过巡抚和总督的河南人吴其（～）对植物学着了迷，写了著名的《植物名实图考》，插图相当逼真，这是那个时代一部最有名的植物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