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的一些教育界人士感到教育改良是一切改良的根本，通过教育改良可以改良社会，没有平民教育便没有平民政治。中华职业教育社甚至在年宣布了“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为个人服务于社会、增进国家生产力”的教育目的。然而，中国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及后起的工业国日本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社会复杂的内部矛盾，常常交织在一起，不时产生一些爆炸性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困扰着社会也困扰着教育界，使人们难以沿着教育的方向找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出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由于参战，工厂中缺乏劳动力，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和法国学术界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在国内教育界和一批革命分子的支持下倡导中国学生赶法国勤工俭学。～年间，各地先后有许多青年到法国边做工边学习，在法国的中国青年人数最多时达多人。法国的工业和技术对这些人的思想产生了很深的印象，当他们回国后，中国的现状又使其中的许多人选择了革命事业。共产党人中的周恩来（～）、聂荣臻（～）、陈毅（～）、邓小平（～）等就是这批青年中产生出来的革命家。

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除了颁布学制之外，还对一些学校作了调整和合并，这实际上是把清朝时由朝廷大臣们经办的一些学校从行政上归政府管理。例如由上海南洋公学发展成的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和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方邮电学校、交通传习所等合并后成立交通大学，这是中国政府管理的最有名的工科学校，培养了不少第一流的科学技术人才。政府管理的最重要的综合性大学是由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成的北京大学，在～年由蔡元培担任校长（实际他负责了五年半）。蔡元培在自己负责的时候提倡思想自由的原则和兼容并包主义，鼓吹教育独立于军人集团和官僚，他聘请了当时国内一批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学者担任教授，还请了不少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和哲学家到北大讲学，其中有法国哲学家班乐卫（年来华），英国数学家、哲学家罗素（～），美国哲学家杜威和德国人杜里舒（～）等。蔡元培于年在德国拜访了爱因斯坦（～），并请他来华讲学，但由于联系上的误会，拟订爱因斯坦年的中国之行没有实现。北大在蔡元培主持期间，人才云集，呈现出一派新气象。民国初年发展起来的另一所重要的学校是清华大学。年，八个帝国主义国家通过《辛丑条约》从中国的所谓庚子赔款获得了本利共亿两（年还清）的关银。年，美国接受传教士明恩溥的建议决定把自己的一份拿来在中国办学。～年间在北京成立了一个专门培训赴美留学生的清华学校（～年间用该款留美的学生有人），年起改办为清华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参战的中国对战败国德、奥停付赔款，俄国在十月革命后放弃了它的部分，英、法、比、荷等国都仿效美国，把它们用枪炮勒索来的赔款用于在中国办教育。

民国建立之后，随着教育、文化、工业的发展，尤其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教育界的一些组织在推进新教育的同时，于年前后开始了同西方列强在中国争夺教育权的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个是逐步取得对列强用于支配中国文教事业的庚子赔款基金的支配权（这个目标基本实现了）；另一个是希望通过严定外国人所设学校的注册办法来逐步收回教会学校的管理权（这个目标也部分地实现了）。后一个目标的部分实现是由于年国共合作后导致的全国革命高潮激起了爱国热情的普遍高涨，教会学校学生们参加校方不允许的社会活动，学校中中国师生与外国人的冲突加剧，激起了不容易平息的反抗。再加上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后，美国向国民党政权表示友好，教会学校改变了策略，把大多数教会学校的校长职位让给了中国人。其中只有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和圣约翰大学的校长卜舫济（美国人）一直担任至年。

教育救国是年以来中国几代人中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梦想和事业。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通过教育培养大批具有新知识的建设人才是振兴中国工业和文明的一条正确道路，但这决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被强迫卷入现代世界的古老中国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许多急迫的问题。中国同西方工业国家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况且，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为远期目标服务的事业，但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中政治的、经济的尖锐冲突，中国同西方国家在军事上、外交上的冲突等常常成为历史事件的中心，跃到社会生活舞台的前面，在许多情况下，军事学校往往成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关键性教育事业。年，孙中山为了推翻北京的北洋军人政府，在广州办了著名的新式军官学校——黄埔军校。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培养急需的大批抗日救国人才，全力创办了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在这种情况下，不但要靠教育救国，而且也要靠救国来救教育了。

科学家的独立组织

中国古代的科学家没有自己的社会组织，他们或者在朝廷设置的机构中供职，或者从事个人的自由研究，最好的情况是有相同兴趣的人偶尔聚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或者招收弟子讲学。当洋务运动开始之后，工业化的生产开始出现，科学家们的工作也开始成为一种社会化的活动，他们逐步成了同日新月异的工业生产联系起来的智力劳动者，他们之间的联系就更加频繁和密切了。

科学工作者独立的社会活动形式主要是学会。学会是近代世界的产物。科学家们在这样一个组织中以开会讨论、办刊物、举行各种评议活动的方式来交流、传播新思想和新发现。中国近代洋务运动时期的化学家徐寿和他的同事们曾在上海办过“格致书院”，这算是科学技术学会的雏形。梁启超也是近代学会的鼓吹者，他在《时务报》上专论学会时写道：“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会中有书，以便翻阅，有器以便试验，有报以便布新知，有师友以便讲求疑义。故学无不成，术无不成，新法日出，以为民用。”在他看来，“遵此行之，一年而豪杰集，三年而诸学备，九年而风气成。欲兴农学，则农业会之才不可胜用也。欲兴矿利，则矿学会之才不可胜用也。……欲制新器，广新法，则天、算、声、光、化、电等学会之才不可胜用也。以雪仇耻，何耻不雪，以修庶政，何政不成”。正是受这种思想的主导，大部分知识分子们一面从事实际的科技活动，一面结成了以传播和推进各种科技知识为宗旨的学会。这些学会的活动和刊物，同翻译过来的大批西方近代科技著作一道，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传播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的信息网。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期间，北京和各地掀起了第一次成立学会的高潮。政治性的学术组织有“强学会”，它是由康有为首倡、有大批洋务派官僚列名的学会。维新派接着还办了一个保国会。专门学习科学技术的学会有算学会、测量会、药学会、医学会、农学会、地学会。以讲求教育和改变社会风气为宗旨的有戒烟（鸦片）会、不缠足会等。这些学会是和当时的办实业、修铁路、办报纸、办学堂、办书局的风潮一同涌起的，颇有一改社会千年旧貌的气象。其中农学会和算学会还于年办起了《农学报》和《算学报》。《农学报》作为中国最早的专业性科技期刊存在了年左右。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组织松散的大多数学会都旋生旋灭了。年的学会风潮中，最先由康有为、梁启超从日文中翻译借用了“科学”一词，古代的格物致知被这个新名词代替了。这标志着中国人对科学的一种新认识。

中国近代第一个有生命力的科学学会是中国地学会。早在年之后，德国和美国的地质研究者们便来中国考察地质和矿产，其中最有名的是德国地质地貌学家李希霍芬（～）。年以后来的人更多。中国的矿业发展也促使中国人开始用近代知识和手段研究地学。年，由一位地理学教师、《地文学》一书的作者张相文（～）牵头，一批热心和献身于地理、地质学的人在天津成立了中国地学会，并在第二年开始出版《地学杂志》期刊。中国地学会在民国时期存在了近年，其资金是靠募捐支持的。在地学会之后成立的另一个重要学会是詹天佑为会长的中华工程师学会，年成立。中华医学会于年成立。

中国现代最重要的一个科学工作者组织是中国科学社，由留美的中国学生任鸿隽（～）、胡明复（～）、秉志（～）、赵元任、杨铨、周仁、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等人发起，于年在美国出版《科学》杂志，年成立中国科学社，年总部移回国内，年时的会员已达人。其中包括农林、生物、化学、化工、土木、机械、电工、矿冶、医药、物理、数学、经济和其他学科的专门人才。这个组织的宗旨是“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当时胡明复在《科学与方法》一文中认为：“提倡科学，以养求真之精神。知真则事明，是非彰，而廉耻生。知真，则不复妄从而逆行，为中国应究科学之最大原因。”年由丁绪贤（～）、王星拱、石瑛等在英国组织的人数较少的科学社并入了中国科学社。在年召开的中国科学社第次年会上，马君武（～）所作的演讲是：“科学救济中国生产”，这可以视为多数社员的心声。学社出版刊物，举行年会，开展演讲和咨询活动，组织科技专家之间的国际交流，推动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这个学社靠募捐和政府的部分支持开展活动，吸收了中国大批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到年，中国科学社的社员达到名。